文|珍娜拉．內倫伯格（Jenara Nerenberg）
譯|傅雅群 諮商心理師
我們的政策與社會體系並不善待人類的基本需求，
而這影響了我們能夠處理創傷事件的能力。
——嘉伯．麥特（Gabor Mate）
百分之六十的成人都表示擁有艱難的童年經驗，其中包括父母遲遲搞不定離婚、遭遇暴力與虐待，創傷所造成的影響深遠而持久，從焦慮、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到身體疾病皆屬之。
然而，根據麥特博士（Dr. Gabor Mate）所言，若光只聚焦探討家庭在童年創傷中的角色，將忽略了更大的背景脈絡，會不會其實創傷是更大的社會性議題?
起因於整個社會並不夠支持家庭的發展？如果社會能協助讓老師和爸媽更知道如何照顧小孩基本的依附與連結需求，我們能不能因此減少創造出受創的成人？
麥特博士的治療工作著重於創傷的療癒，以及探討負向童年經驗（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如何在往後的人生中創造更多的苦難。
我們聯繫遠在溫哥華的麥特博士，邀請他來到加州整合學院（CIIS）參與會談，研究發現許多我們得以建立連結並內心茁壯的要素，然而，社會卻沒有把這些知識付諸實行，而讓我們都處在風險之中。
內倫伯格：你曾談到群體對「正常」的迷思，可以分享一下想法嗎？
麥特（Gabor Mate）：我認為正常是一個迷思，這種認為某些人病態、而其他人則屬正常的想法很粗糙，我可以從任何精神疾患患者身上認出我自己的一部分，不論是哪一種診斷皆是如此。事實是，所有精神疾患都導因於創傷事件，而我所指的創傷事件並不等同於什麼誇張、戲劇化的事情，兩者是不同的。
回到根本，這關乎一個人的需求是否被滿足。我們所生活於其中的社會，大力否認人類的發展需求——我們甚至不去了解它們，更不要說去為它們做點什麼了。（延伸閱讀：「別讓童年的創傷困住你!」—6個幫助你從童年創傷中復原的認知信念。
這對許多人（其實是大多數人）造成負面的影響，進而將我們之中一些達到特定診斷準則的人給區隔開來，這是沒有科學根據、也毫無用處的。
真正重要的應該是去想一想，
我們的社會為什麼需要去
創造出所謂的「不正常」？
內倫伯格：那你怎麼看待自閉症的診斷呢？
麥特（Gabor Mate）：我們必須要了解，不論這一切到底是怎麼發生的，這決不是遺傳的問題，因為物種的基因並不會在十年、三十年乃至三百年之中有所改變。因此，不論是什麼情況，這並不是寫在基因裡的，這可能是生物性的，但不是基因性的，因為我們不能把生物性的簡化為基因性的。
事實上，人類的生物學和神經學與人際互動有關。
腦部是一個社會性的器官，
會被環境所影響，
尤其會被心理情緒環境所影響。
因此，我們接著就要問：社會之中發生著什麼會影響嬰兒和兒童？
內倫伯格：你認為我們的社會中是什麼導致創傷？
麥特（Gabor Mate）：創傷的本質是跟自己的內在斷聯，創傷並不是發生在「那裡」的一個可怕的東西、也不是「那個事情」很創傷。
創傷是身體與情緒的全然分離。
因此，真正的問題會是：「我們是怎麼分裂開的？而我們又可以如何重新連結？」（延伸閱讀：難以辨認的創傷－童年情感忽視所帶來的終身影響）
因為那是我們真實的本質，人類真實的本質就是需要連結的。事實上，沒有連結，就不會有人類文明的存在。人類（乃至其他物種）需要先跟自己的身體有連結，並感覺安定，否則將無法演化。因為當我們隨時可能遭遇危險，感覺老虎暗伏在草叢中，就不可能在野地漫步、沈思抽象的生命意義。
並不是說，生活在這個世界中，我們就一定會失去連結。但當現代社會太強調某些特定生活方式、特定的照養風格與經驗價值，這會使得保持連結變得太痛苦，這時我們就必須要以斷開跟人的連結來防衛自己。（延伸閱讀：「爸媽，請愛我、傾聽我」：小孩暴怒與退縮行為底下的心聲）
內倫伯格：近期有什麼社會研究特別吸引你的注意嗎？
麥特（Gabor Mate）：有一個神經政治學（Neuropolitics）的領域，他們研究的是人們的政治觀點如何被大腦運作所影響，但他們沒有把孩子發展的研究觀點納入討論，不然他們就有很大的空間可以去探索人為什麼抗拒現實。
舉個氣候變遷這個簡單的例子，任何稍有理智的人必定都會把氣候變遷放在心上，在氣候快速的變化中，人感到害怕，南極的浮冰間隔越來越大、北極冰層不斷融化、海平面逐漸上升。你必須生活在這個世界裡，為什麼不去關心這些事、不去認清這些事的存在？
或者，舉毒品政策或所謂「毒品戰爭」為例，我們不需要更多研究來呈現毒品有多有害、錯得多離譜、具有多大的毀滅性代價，那麼，我們需要去研究為什麼研究並沒有被付諸實行嗎？
其實我們知道原因，原因就是我們社會中有一股強而有力的力量從中獲益。這就不盡然只是朝向改善的失敗，因為從他們的觀點來看，其實不改變是很好的。
與氣候變遷如出一徹，因為眼前有著強大的利益，當有人能從這些不利氣候環境的產業中獲得經濟利益就很難改變。這是一個政治性與社會性的問題，而非科學的問題。
科學是從社會、政治與經濟的脈絡之中而生，政策是由誰制定的？誰能影響政策？誰把資訊呈現給大眾？誰掌控著這些機構？
內倫伯格：那麼作為一個群體社會，身而為人，我們要怎麼回到整體？
麥特（Gabor Mate）：在資本主義下，這不太可能，因為資本主義的基礎就是建立在心理與身體的分化上，而且，基本上，人們注重物質商品，人們只在生產、消費或自己的擁有物這些範圍內有感。若非生產、消費或擁有自己的物品，那麼這個人在社會裡就不重要。我們越是成功建立起這種特定的生活方式，我們越需要去認清它所帶來的嚴重且代價甚高的限制，它並不是在提供一個烏托邦的處方。
在個人的層次上，這關乎深度的內在工作，目前我們已經做了許多聰明、關鍵的研究，來說明創傷是什麼，以及創傷如何以身心疾病及「與他人或自己異化並失去連結」的形式展現。而且，我們已經為了翻轉、療癒創傷而做出許多努力，同時我們也努力防範創傷的發生。但是，我們並沒有運用這些知識。
舉例來說，醫學院的學生和精神科醫師從來沒有學過這些，大多數的精神科醫師在學習過程中甚至連「創傷」這個詞都沒聽過，他們並不瞭解創傷。（延伸閱讀：「我小時候被打現在還不是好好的!」—體罰到底是教養的必要之惡還是一種暴力？）
每當為自體免疫疾病
或精神疾病患者看診，
這些人實際上是受創傷的。
但他們看不見這點，因此，只著手處理身體症狀，而非解決真正的病因。
因此，要能更往前走，社會需要納入這些現存的研究，以讓每個處理兒童需求的人都知道關係與腦部發展的重要性，而老師需要與學生有更多關係性的互動，而不只是傳遞事實，因為一旦大腦好奇、有動機，便會自發地想要知道事實，而這樣就更容易教了。然而，當小孩因為關係性的需求未被滿足而有困擾、被貼上有問題的標籤，你就不可能把任何事實敲進他們腦袋。（延伸閱讀：「怎麼面對暴走小孩？」—孩子情緒失控時，需要的不是暫時隔離，而是與人的連結。）
因此，教育系統與醫療系統皆需要有所改變，年輕家庭被支持的方式也需要改變，美國政策對產假的野蠻也需要被改變。
我原本要說「這不是腦科學」，但其實它就是腦科學！顯然易見，即便是在系統之下，仍有很多事情是可以做的，唯一的問題就是：「為什麼這些事情沒有被做到？」
為什麼這些事情沒被做到呢？或許是我們人類需要作為一個群體好好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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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擔心如果自己犯了錯，會變成孩子的家庭創傷。」—當爸媽可以面對錯誤，往往會成就更好的關係。
作者介紹
珍娜拉．內倫伯格（Jenara Nerenberg）是廣受好評的書籍特異的心靈( Divergent Mind) 的作者，該書被圖書館雜誌譽為“非凡、令人瞠目結舌的著作”，並得到史蒂夫·西爾伯曼、羅伯特·惠特克、好萊塢流行文化合作組織等的認可。 她是一位屢獲殊榮的作家和製片人，被阿斯彭研究所命名為“勇於創新”講者，她畢業於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有政治、種族關係和媒體的碩士學位。 珍娜拉．內倫伯格（Jenara Nerenberg） 是 The Neurodiversity Project 和 The Interracial Project 的創建者，目前在舊金山灣區生活、熱愛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