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彼得．格雷(Peter Gray)博士
譯＼YT Wu
編＼連芯
何以罹患憂鬱及焦慮症之比例逐年上升？
過去五十到七十年來，美國年輕族群患有憂鬱症或焦慮症的比例都穩定上揚，而且有些估算指出，比起半世紀或是更久以前，今日有五到八倍之多的高中及大學生達到重鬱症(major depression)和（或）焦慮症(anxiety disorder)的診斷標準。當然，心理疾病的比例會增加，並不是診斷標準有變動，因為就算診斷方法和標準不變，也依然如此。
證實年輕族群罹患憂鬱症、焦慮症和其他心理疾病急遽增加的最新證據，來自聖地亞哥州立大學(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珍．譚吉(Jean Twenge)教授領軍的研究[註1]。譚吉教授等人回顧了1938年起美國大學生的明尼蘇達多向性格量表（Minnesota Multiphasic Personality Inventory, MMPI；用於評估心理病症的量表）資料，也研究了1951年起美國高中生的明尼蘇達多向性格量表青少年版(MMPI-A)資料。他們的結果跟採用其他數據的研究一致，同樣指出在過去五十年（或更久）以來，兒童、青少年及青壯年人口確診焦慮症和憂慮症的比例有顯著成長。
我們常常認為歷史是向前進步的，但要是以年輕族群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來看，人類至少從1950年代初起，便是一路退步。
我寫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希望討論：為什麼會這樣？
年輕族群罹患心理疾病者之所以越來越多，看來跟廣大世界中的危險和不確定性沒什麼關係，也跟經濟週期、戰爭，或是其他人們認為會影響孩子心理狀況的世界大事沒有關聯。事實上，美國不管是經濟大蕭條、二戰期間、冷戰時期，還是紛擾不斷的1960年代和1970年代初期，兒童跟青少年確診焦慮症和憂鬱症的比例都遠低於今日。看來，這些變化跟年輕族群如何看待這個世界有關，而非這個世界本身如何。
年輕族群不再相信「命運操之在己」
我們知道，焦慮症和憂鬱症跟人們自覺「能否掌控生活」顯著相關。要是人們相信自己能夠掌控命運，便不易感到焦慮或憂鬱，反之就較易陷入焦慮或憂鬱。你或許會想，過去幾十年來，人們應該越來越有自信能掌握生活了吧？但事實並非如此。確實，要是跟幾十年前比起來，人類對抗疾病的能力上升了，也越來越不容易因為種族、性別或性傾向而受到歧視，一般大眾也變得更為富有。然而數據指出，過去這幾十年來，越來越少年輕人相信「命運操之在己」。
一般用於測量這種「控制感」(sense of control)的問卷，是朱利安．羅特(Julien Rotter)在1950年代末設計的「內－外控（制）量表」（Internal-External Locus of Control Scale）。整份量表共二十三個題組，每組皆是二選一的單選題，並分別代表「內控」（internal locus；個人才是決定因素）和「外控」（external locus；外在情況才是決定因素）的信念。受試者必須從兩者之中選出自己認為「較正確」的選項。舉例來說，其中一組便是這樣：
(a) 我發現「人算不如天算」。
(b) 「聽天由命」對我來說永遠不如「主動出擊」。
在這個題組中，選項(a)代表是外控因素，選項(b)則是內控因素。
過去這數十年來，許多研究都已經發現
「內控」分數較高的族群，
會比傾向「外控」的人來得成功[註2]。
舉例來說，他們比較可能找到喜歡的好工作、比較會照顧自己身體、比較會積極參與自己身處的社群，也較不容易陷入焦慮或憂鬱。
在譚吉等人幾年前發表的研究中，分析了從1960年至2002年使用「內－外控（制）量表」測驗年輕族群的研究，並發現在這段期間，不管是九到十四歲兒童或是大學生，平均受試者的分數皆從「內控」轉而傾向「外控」。不但如此，這番轉變之大，到了2002年時，一般的年輕人竟比1960年代80%的年輕族群更加「外控」。此外，這四十二年來，不只是「外控」的比例持續升高，憂鬱症跟焦慮症也同樣如此。
（更正啟事：譚吉等人所用九至十四歲兒童之「控制信念」(locus of control)資料，來自於「諾威奇－史崔克蘭內外控量表」（Nowicki-Strickland Scale），而非羅特的「內－外控（制）量表」。此量表的設計者為波妮．史崔克蘭(Bonnie Strickland)和史帝夫．諾威奇(Steve Nowicki)，大致上與羅特的量表相似，但經修改以適用於兒童。）
有鑑於此，我們可以合理地推測，外控因素的上升（同時也是內控因素的下降），跟焦慮症及憂鬱症人數增加有因果關係。一旦人們相信「命由天定」時，便會焦慮不已，心想：「接下來的每分每秒，都可能有可怕的事情會發生，而且我一點辦法也沒有！」要是這股焦慮和無助感太過強烈，他們便會變得憂鬱：「做什麼都徒勞無功，我完蛋了。」
捨「內」求「外」
譚吉的推測是，年輕世代之所以越來越多焦慮症和憂鬱症，是因為人們漸漸從「內在目標」轉向「外在目標」 [註1]。所謂內在目標，指的便是人們自身的發展進步，譬如想變得更有能力去選擇和發展有意義的人生觀等等。外在目標則較與外在報酬和他人的評價有關，譬如想要獲取高社經地位，或是好看的外表等。譚吉引述證據指出，平均而言，今日的年輕族群較過往傾向「外在目標」，而較不是以「內在目標」為導向。舉例來說，一份針對美國大學新生的年度調查便指出，今天絕大多數的學生都認為「經濟富足」比「發展一套有意義的人生觀」來得重要，但在1960跟70年代，情況卻是相反的[註4]。
這番轉變和人們轉向外控因素之間，很可能有因果關係。事實上，比起內在目標，我們較難掌控外在目標能否成功。舉例來說，要是自己努力一下，多半可以增進自身能力，但這並不能確保未來會日入斗金。另外，我要是修行或靜思，也可以找出自己人生的意義，但這不代表別人會覺得我更有魅力，或是因此大大讚賞我。
要是我內心滿足與否，
是取決於內在目標的進展，
我便能掌握自己的幸福。
但要是我的滿足感來自於他人的評斷或獎勵，
便比較難以掌控自己的悲喜。
譚吉認為，人們從內在目標轉向外在目標的現象，同時也顯示這個社會受到電視及其他媒介影響，正逐漸朝著物質主義(materialism)邁進。這一代的年輕人從小到大所看的廣告或各種訊息，都接連告訴他們快樂與幸福是源自於一個人的長相、受歡迎與否，還有物質上的享受。在我看來，譚吉這番看法至少部分正確，但我認為另有重要且根本的原因。我的假設是：在過去這段期間，年輕族群之所以愈發傾向外控因素和外在目標，並且罹患焦慮症和憂鬱症者增加，絕大部分都是因為孩子「自由玩樂」的機會減少，上學時間越拉越長、壓力越加越重之故。
玩樂時間減少，何以引發種種負面影響？
如我先前所言，也如其他近來的暢銷書所指出[註5]，過去數十年來，兒童越來越難遠離成人直接引導，自由自在地玩樂、探索這個世界。綜觀歷史，自由自在地遊戲玩耍、四下探索，是兒童用以解決自身問題、掌控自己人生、發展自我興趣，以及藉此開發出個人專長的重要方法。事實上，從定義來看，所謂「玩耍」(play)指的不但是「由參與遊戲的人所掌控、引導的活動」，更是與內在目標息息相關。
要是我們剝奪了兒童自己玩耍的機會，
堅持不讓他們脫離成人的監控，
那麼便是剝奪了他們學習如何掌控自己生命的機會。
對我們而言，這或許是為了保護他們，但實際上這只是削減孩子的樂趣和自我控制感，一方面讓他們難以發覺自己真正的興趣所在，另一方面也增加了他們罹患焦慮症、憂鬱症和其他病症的機率。
強制教育，為何適得其反？
孩子有更多時間無法自己做主
這半世紀（或更久）以來，孩子越來越少自由玩樂，而學校和類似學校（譬如課後補習或是成人主導的運動）的活動卻明顯越來越多。現在的孩子每天、每年，甚至是一輩子待在學校的時間，都是前所未見的多，大小考試和成績也越來越重要。即便離開了學校，孩子還是得花上比以往更多時間，參加各種要接受成人指導、保護、形塑、排名、評斷和獎勵的場合。在這些場合中，成人永遠是掌控一切的角色，兒童並不能自己做主。
在學校，孩子很快便學會自己不能選擇要做什麼活動，而且就算他們自覺表現不錯也不重要。在這個場域，真正重要的是老師的抉擇和評斷，不是他們。然而，老師有時實在是「無法揣測」，孩子就算認真讀書，還是可能因為不清楚老師想要什麼、或是猜錯老師想問的問題，而慘得低分。對於多數學生來說，上課的目的並不是要培養能力，而是要獲取高分。若是要他們選擇「真正深入學習某項科目」跟「拿到超高分」，絕大多數的人必然會二話不說地選擇後者，而且這種現象還貫穿各個教育階段，至少要到研究所層級才會好轉。不過，這並不是學生的錯，而是我們大人的錯。這是我們造成的結果。我們把教育體系建立於頻繁考試和評估之上，並且一年比一年緊鑼密鼓、緊迫盯人，便無疑讓外在報酬和目標成了主流，取代過往的內在報酬和目標。如此看來，這個教育體系幾乎就像是設計來促發焦慮症和憂鬱症似的[註6]。
除此之外，孩子在學校也難以決定要跟哪些人來往。他們在懵懵懂懂之中，就被送入了一間間教室裡，往後每天都得跟「非己所擇」的其他孩子長時間相處。隨興玩耍時，他們只要碰上騷擾或霸凌，隨時可以離開現場，加入其他更意氣相投的團體，但學校的體制卻讓這事難以發生。就算這些霸凌者是其他學生或老師（這件事常見得很），受到欺負的孩子多半也只能日復一日地和他們相處。
這樣下來的結果，有時會糟糕不堪。
幾年前，米海．契克森米哈賴(Mihaly Csikszentmihalyi)跟傑瑞米．杭特(Jeremy Hunter)，便撰文探討六到十二年級公立學校學生快樂或不快樂[註7]。這些學生共八百二十八人，來自美國十二個社區中三十三所不同高中，每個人都要穿戴一支特殊手錶長達一週。每天早上七點半到晚上十點半間，手錶會隨機挑選幾個時段發射訊號。一旦接受到訊號，受試學生就得填寫一份問卷，表明自己目前在哪、在做什麼，以及當下有多麼開心或不開心。
令人驚訝的是，他們蒐集到的資料顯示，目前最低的「快樂分數」都出現於學校，而最高的分數則出現在孩子離開學校、在外跟朋友聊天玩耍之時。至於孩子跟父母相處的時間，快樂分數大概落在中間。平均來看，他們在週末的快樂分數會有所上升，但從星期日近傍晚時分便會一路下跌，恐怕是因為預期又要上學了。
儘管如此，我們這個社會卻仍然背道而馳，認為孩子必須花更多時間待在他們最不喜歡的地方。而這種想法的代價，只要看看孩子的快樂指數和心理健康水準，便會知道是慘烈無比。
該是時候，重新省思我們的教育體制了。
並非只有這條路
只要任何人好好看看薩德伯理學校(Sudbury school)學生或完全自學者(unschooler)的經驗，看看這種以自由、遊戲，以及自主探索為主的教育方式是什麼模樣，便會知道教育其實另有可能。我們如果想要好好教育孩子，並不必把他們逼瘋，他們其實只要遠離強制的體制、迎向自由跟機會，便能自行教育自己。對他們來說，這個過程除了充滿喜悅，也可能藉此發展出內在價值、相信自己得以掌控人生，並且安定情緒。最後，寫了這麼多篇文章，我無非就是想說：該是社會大眾睜大眼睛、好好看清的時候了。
註釋
[1] Twenge, J., et al., (2010). Birth cohort increases in psychopathology among young Americans, 1938-2007: A cross-temporal meta-analysis of the MMPI. In press,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30, 145-154.
[2] For references, see Twenge et al. (2004).
[3] Twenge, J. et al. (2004). Its beyond my control: A cross-temporal meta-analysis of increasing externality in locus of control, 1960-2002.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8, 308-319.
[4] Pryor, J. H., et al. (2007). The American freshman: Forty-year trends, 1966-2006. Los Angeles: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5] Examples of such books are Hara Estroff Marano’s A Nation of Wimps and Lenore Skenazy’s Free Range Kids.
[6] Consistent with this claim is evidence that the more academically competitive the school, the greater is the incidence of student depression. Herman, K. C., et al. (2009). Childhood depression: Rethinking the role of school. Psychology in the Schools, 46, 433-446.
[7] Csikszentmihalyi, M., & Hunter, J. (2003). Happiness in everyday life: The uses of experience sampling.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4, 185-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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